(文/戴維·夸曼 DAVID QUAMMEN)國家公園通常是集體意志自相激烈沖突的產(chǎn)物：異想天開而高瞻遠矚，自私自利而舍己為人，地處一隅而澤被全球。與國歌或國旗不同的是，國家公園在蘊含象征意義的同時，還擁有地理學、生物學和經(jīng)濟學等多個現(xiàn)實層面的內(nèi)涵。它有生存于其中的動植物“居民”和實實在在的邊界；它帶來諸多益處，但也所費不貲；它廣結(jié)朋友，有時也多樹仇敵。作為人類社會揀選出來留作專用并施以永久保護的地方，國家公園沐浴著神圣的永恒之光。

但是，永久能有多久呢？

在過去20年里，“國家公園”這個觀念本身——或者說最起碼是這個觀念的最苛刻專橫的形式——遭到了某種程度的抵制。簡而言之，爭端的主題是“公園與人類對峙”。反對派的中心思想是：圈出一塊塊風景區(qū)，名之曰公園，把想在那片土地上討個溫飽的窮人轟走或關(guān)在門外，只靠這種手段無法實現(xiàn)自然保護的目標。

這種批評無疑是正確的。在我們這顆有著65億人口的星球上，純粹靠封鎖來實施自然保護從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方式缺乏人道和公允。國家公園的好處主要是那些住在遠方的有錢人在享用，而代價卻大都由在園區(qū)附近艱辛謀生的草民來承擔�！罢�救動物，攆走人群”的對策不會、也不應當行得通。人所受的壓迫、所懷的需求終將如潮水高漲，令失民心、悖民意的公園悉數(shù)覆沒，就像船舷不夠高的方舟。

但是，假如把這個觀點推向極端，你將得出以下結(jié)論：通過建立國家公園來保護風景和生物多樣性，不過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又一種精英形式罷了。

把對立觀點也以最極端的形式表達出來，就成為：公園必須有公園的樣子，保護必須有保護的效果，要是鐵絲網(wǎng)圍欄和荷槍實彈的看守必不可少，那就照此辦理吧。

以上兩方觀點都不能說全對或是全錯，但事實證明，要調(diào)和它們的矛盾并不容易。

最近發(fā)表在《保護生物學》雜志上的一篇評論對此表示了憂慮：“有關(guān)公園的探討和辯論正被推向力不從心的地步�！眹�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的肯特·H·雷德福和他的兩位同行撰寫了這篇頗有見地的文章，標題是《成為“示播列”的公園》。

你可能沒有聽說過這個來自《舊約》中的詞匯——示播列（Shibboleth）是一種暗語，用來表示對某個集體或者特定觀念的忠誠。雷德福與合著者們寫道：現(xiàn)在連“公園”這個詞都變成了“內(nèi)涵模糊的術(shù)語，越來越缺乏意義”；自然保護主義者和社會福利倡導者把這個詞掛在嘴邊，主要是為了迎頭痛擊對方。文章指出，那種力不從心的辯論“既無益于保護區(qū)，也無益于住在區(qū)內(nèi)或附近的居民。”

如今這爭端已上升到不只是辯論而已了。2005年5月在危地馬拉，一百多名武裝人員突然間攻占了蒂格雷湖國家公園內(nèi)一個負責研究和管理的營地，強行要求自己在公園內(nèi)的合法居住權(quán)得到官方承認，并在一番交涉后劫持了四名人質(zhì)。政府當局最終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并承諾對其提供物質(zhì)幫助以換回人質(zhì)。

四個月以后，肯尼亞的野生生物與旅游部部長宣布，安博塞利國家公園將被降級為國家保護區(qū)，交還給馬賽民族的一個管理委員會來監(jiān)管（馬賽人是這片土地原來的主人）。氣象萬千的安博塞利尤以大象聞名，被尊為東非自然保護區(qū)的明珠之一。在致肯尼亞總統(tǒng)的一封公開信中，29個組織聯(lián)名控訴，說這次降級只是在《肯尼亞公報》（官方立法公報）上發(fā)表了公告，之后未經(jīng)有關(guān)部門磋商便執(zhí)行了，是不合法的。

這下我們又要翻詞典了。有這么一個英文單詞，沒有“示播列”那么古老，英國等地用它來表示這類撤銷國家公園的行為——de-gazetting（廢除）。我們大家都該來認識一下這個詞：很不幸，它是個昭示未來的詞。為何如此？因為可能過不了多久，一旦各國公民發(fā)現(xiàn)眼前的欲望比長遠的理想更為迫切，種種廢除國家公園的努力就會付諸行動。

我先前已經(jīng)指出過這一點，即：國家公園除地理學、生物學和象征意義的層面外，還存在于經(jīng)濟學的層面中。此外還要再加上兩條：政治與歷史的層面。過去成就的功業(yè)，無論如何崇高、如何富有遠見，都可以被毀掉。

當然，國家公園并不是自然保護的唯一目標。它只是一種方式，一種工具，與其他形式相比，只不過稍為惹人注目和復雜而已。許多國家采取了別的手段來保護自然景觀，例如野生動物禁獵區(qū)、狩獵保留區(qū)、指定荒野區(qū)、科研自然保護區(qū)等等。世界自然保護聯(lián)盟定義了除國家公園以外的五種保護區(qū)類型，它們占地球上所有受保護區(qū)域面積的60%，而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公園僅占22.7%。

然而，在其他那些保護形式中，沒有一個具備國家公園的功能和象征意義；沒有一個體現(xiàn)出這樣的理念：國家的公民作為現(xiàn)時的享受者和未來的保護者，與自然界那些被珍視的地域建立了特別的關(guān)系。只有國家公園能做到這一點。它們清晰而自豪地展現(xiàn)了一個國家的物華天寶和理想。

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告訴世界：盡管坦桑尼亞人民忍受了一些不便，卻有幸在自己的領(lǐng)土上擁有一大片獅群遍野的草原——大家都來看看吧。加拉帕戈斯國家公園證明：厄瓜多爾人不僅了解這些群島上非同尋常的物種寶藏（包括豐富的海洋生物），也完全懂得它們借查爾斯·達爾文之手對科學史做出的重大貢獻。爪哇島西端的烏戎庫隆國家公園，將印尼拯救嚴重瀕危的爪哇犀牛的努力落實到了法規(guī)上。峽灣國家公園則提醒世界：新西蘭是南方的挪威。

國家公園的情況錯綜復雜，部分原因在于它們的淵源各不相同，意義也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化。印度的吉爾國家公園即為一例。

吉爾國家公園坐落于古吉拉特邦朱納格特市東南方的干燥林區(qū)和石山之中，直到1975年才被立為國家公園。公園外圍環(huán)繞的，是成立于1965年的吉爾野生動物禁獵區(qū)。禁獵區(qū)的管理規(guī)定略有不同，允許以畜牧為生的“馬爾德哈里斯族”土著人繼續(xù)居住（僅限禁獵區(qū)的環(huán)狀地帶，而非中央的公園區(qū)）。公園加禁獵區(qū)總共占地1410平方公里，是野生亞洲獅最后一線血脈的棲息地。

許多外國人可能以為，老虎是印度的標志性大型貓科動物，但實際上獅子在印度教信仰中仍占據(jù)著重要地位，直到幾十年前還被尊為印度的國獸。吉爾的獅群目前受到嚴格保護，嚴禁獵殺和其他直接形式的暴力攻擊。然而，若不是一百多年前的當?shù)貦?quán)貴、朱納格特的行政長官采取了先見之舉，拯救他寶貴的圍獵猛獸，今天，這里的國家公園和緩沖區(qū)都不會存在。

在獵場看守人的通報之下，就連行政長官也知悉了吉爾的獅子遭到過度獵殺，已瀕于滅絕邊緣的境況。因此，他在20世紀初頒布了一條暫時性的禁令，禁止獵殺獅子。吉爾的森林由此得到的保護，實際上相當于野生生態(tài)保護區(qū)。行政長官的動機很現(xiàn)實：自己領(lǐng)地上有獅子是件頗有顏面的事，他樂意為熱衷狩獵的賓客（比如英國駐印度總督寇松勛爵）做東；他也意識到有必要暫時自制一下，否則將來壓根兒沒獅子可打。這位地方行政長官的叫停，最終演變成整個國家的決斷：不能讓亞洲獅滅絕。

官方保護自然景觀的重要舉措出于復雜的、甚至不光彩的政治現(xiàn)實，世界上不獨吉爾國家公園一例，南非的克魯格國家公園和澳大利亞的卡卡杜國家公園也有類似淵源。

1926年，南非當時的白人政權(quán)宣布克魯格為國家公園，而祖先土地岌岌可危的非洲土著人并沒被放在心上。今天，在后殖民、后種族隔離的南非，政府保護傘下的克魯格成了一筆巨大的經(jīng)濟財富。卡卡杜國家公園于1979年至1991年間分階段逐步建成，體現(xiàn)著一種獨特的三權(quán)分立：原住民土地所有者（想要對祖先留下的至少一部分土地擁有正式名分），澳大利亞政府（致力于在北領(lǐng)地建立一個濕地自然保護區(qū)），采礦業(yè)的代表（持有采礦許可并希望加以利用）。卡卡杜風景絢麗，是世界上最大的鱷魚和鳳頭鸚鵡保護區(qū)，一個鈾礦剛好就在其中。

阿納姆地的西邊界與卡卡杜國家公園接壤，是個廣袤的原住民保護區(qū)，也是地球上人與荒野生態(tài)最和諧交融的地方之一。

象安博塞利和吉爾一樣，卡卡杜驗證了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事實：國家公園的面積通常都不足以庇護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包括所有的上游資源和活動，所有的遷徙鳥類，還有各種原生的有蹄類動物和捕食性動物。有些分布密度低的物種需要很大的地域才能維持一個足以繁衍生息的種群。幾乎所有國家公園的邊界都只是人為劃出的線條（有時曲、有時直而已），無法涵蓋棲息（或客居）其中的全部動植物生態(tài)。那些邊界只是一層法定的“保護膜”，而國家公園就像是活生生的細胞，必須要能透過這層膜“呼吸”才行。

黃石國家公園是美國最早、最著名的國家公園，就連它也要飽受這種局限之苦。黃石劃定的邊界大多為直線，它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可就沒這么規(guī)整了。這個國家公園由森林、草原、水域組成，占地8992平方公里，整體呈長方形，長和寬大致是101公里和87公里。這個面積對公園來說算是大的，但沒有大到足以維持一個棕熊種群的長期興旺。

假如失去它的招牌動物——棕熊，黃石會是什么景象呢？

那將是一幅昔日黃石的諷刺畫，空余勝景，令人傷懷，不再是美國人想看到的模樣。這就是為什么所有關(guān)于黃石棕熊生存狀況的科學性、政策性討論（它們脫離險境了，還是仍受著威脅？是否應當把它們從《瀕危物種法案》的保護清單中拿掉？），都沒有局限于矩形的公園邊界，而是以一個更廣闊的、被稱為大黃石生態(tài)系統(tǒng)（GYE）的地界為背景。這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地域廣袤，連綿的森林和比較安靜的景區(qū)勾勒出它極不規(guī)則的邊界，其中包含了大蒂頓國家公園、六片國家森林的部分區(qū)域、以及其他公共和私人的土地，共占地7.2萬平方公里。棕熊在這些地帶活動的時候，才不管什么法規(guī)或地圖邊界呢。

為了留住黃石公園里的棕熊，好讓子孫后代還有機會能看見一兩頭，欣賞它們在海登谷大嚼塊莖植物和三葉草，或者在拉馬爾河邊啃著駝鹿遺骸的大快朵頤，就必須保護它們現(xiàn)存的每一畝棲息地，無論是在公園之內(nèi)還是之外。更何況就算做到這點，恐怕也還不夠。

不過話說回來：拯救棕熊并不是黃石建園時的法令中明文表述的目標。1872年春天，經(jīng)第42屆國會通過，尤利塞斯·S·格蘭特總統(tǒng)簽署了這份法令。在確定公園的邊界后，法令文本僅稱，這片地界“專門作為公園或游樂之地辟出，供人民享用”，任何人膽敢將園區(qū)作宅地之用即視為侵入他人土地。

當時國會中的精明人物完全沒有想到，黃石公園有一天會在美國境內(nèi)成為如此珍稀的地方，他們也無從得知，這片“游樂之地”為人們提供的部分樂趣，乃是讓北美的頭號哺乳猛獸在此避難。和包括美國憲法在內(nèi)的其他法律條文一樣，黃石法令原始文本中的精妙含義有待后人去探究和擴充。